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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对世界的影响
来源:网络收集整理      发布时间:2014/4/2

作为与技术文化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文化之一的中国瓷器,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政治文明。政治的表现形式往往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而国徽、军徽和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代表一定阶级执政的国家、政党、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的徽章或曰纹章,无疑是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的一种鲜明的标志和象征。按照国王如俄国彼得大帝和法国路易十四的旨意将俄国双鹰国徽和法国军徽等纹章图案绘制在中国瓷器上,本身便是一种政治行为。绘有国徽、军徽等纹章图案的中国瓷器,或则作为装饰瓷器用于陈设,或则作为餐饮瓷器用于国宴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扬国威和制造庄重、威严的政治气氛的作用。此外,国家国王、总统或者其他皇室贵胄对于大量精美中国瓷器的收藏,便有了与庶民百姓对于中国瓷器的喜尚和收藏大为不同的意义。这些闳富丰赡的收藏,表示了国王、总统或其他皇室成员,他们个人具有崇尚文明、追求高雅的修养和兴致。同时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对于其国力强盛的一种炫耀,这便具有了政治的意蕴。此外,127件中国瓷器与600名御林军将士的交换,无疑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特殊的外交。在这特殊的外交中,中国瓷器显示了它远较人的“生命”还要昂贵的特殊价值。还有,埃及国王萨拉丁将自己统辖的领地发展成为中国瓷器转销欧洲的巨大市场,极大地改变或曰影响着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因此,使埃及国王萨拉丁获得了即便是赫赫战功和奕奕政绩都无法企及的巨大国际声誉。

至于在欧洲瓷器工业兴起之后,某些君主国家在政府有关法令中,规定了瓷具的形制及“白瓷或上彩釉的陶瓷按中国的方式用蓝色绘画”,是用政府行为强制性地保护和保持中国瓷器如青花独具的艺术特色和审美魅力的举措。

藉中国瓷器与金银财宝的馈赠,菲律宾各酋长向殖民地宗主国表示忠诚,也算是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外交或国事活动。在这样的特殊外交和国事活动中的中国瓷器,虽然未能改变殖民地国家的屈辱地位,或许却避免了熊熊烽燧的燃起,它影响当地政治局势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中国瓷器也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经济生活。这种深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所具有的“货币”职能上,这便决定了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乃至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广泛影响:中国瓷器可以成为男方娶新娘的聘礼,或女方嫁女儿的妆奁,可以成为借贷的抵押物,可以用以代替法院判处的赔偿金和罚款,可以代替向政府交纳的税金,乃至用以借贷的抵押物。由于它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特殊“货币”职能,使得有些国家出现了专门将一些贵重金属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行当,这不仅丰富发展了中国瓷器的装饰手工业,同时表明了它与贵重金属同样具有昂贵的价值。在那样的历史时期和国度里,中国瓷器的广泛充当货币的职能完全可以与贵重金属相埒,甚而至于,在特殊的情况下超越了货币乃至贵金属诸如金、银的昂贵价值,约定俗成地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的生命的偿还物,从而使械斗的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中国瓷器在世界某些国家和某一历史时期的特殊使用价值和价值,竟然使货币和诸如金、银之类的贵重金属自叹弗如。中国瓷器被当做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和特殊象征,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中国瓷器对于世界的影响之深刻,莫过于使东南亚、西亚某些国家的饮食文化走向文明。如印度的芭蕉叶铺地、置食物于蕉叶上以手抓食的生活状态,是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之际,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运来,才使得他们坐在了桌旁,用中国瓷器盛饭菜用餐。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做饮食工具的近于蒙昧状态的饮食文化。中国瓷器使得印度及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的饮食文化受到文明之光照耀的同时,也大大美化或曰提升了欧洲餐饮文化的高雅品位。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掀起的以中国瓷器代替贵金属银质器皿的“日用品革命”,使中国瓷器进入法国乃至欧洲国家的千家万户,并改变着他们多方面应用和使用瓷器的生活方式,使得瓷器文化最大限度地影响着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的物质生活方式或者物质文明。

中国瓷器极大地丰富和影响了世界人民的精神生活,首先表现在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方面。其一,是中国瓷器大量运用于伊斯兰教的教会建筑方面:如清真寺的祭坛、天花板和门道的拱腹等处,均镶嵌有中国烧制的精美瓷质饰物。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传授宗教知识的礼拜寺。祭坛乃供奉“至清至真”、“原有独尊”的真主和供品,并受穆斯林顶礼膜拜的圣坛,中国瓷器摆放或镶嵌于祭坛等处,表明了中国瓷品在穆斯林心目中圣洁而崇高的地位。其二,中国瓷器如越窑、龙泉窑青瓷、青白瓷、黄釉瓷,在古代佛教国家斯里兰卡的德地卡玛的古塔附近被发现,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向佛塔奉献的供品。佛塔俗称宝塔,亦称浮屠。初建塔用于供奉佛舍利。佛舍利相传为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击之不坏,焚之不燋,或有光明神验,佛教徒奉为至宝,故建塔供奉。后亦泛指高僧死后烧剩的骨烬。此处还用于供奉佛像、收藏佛经等。供品为祭祀时列置佛陀之前的花果时馐等物品的统称。由此可知供奉于佛塔或曰浮屠前的供品,与供奉佛陀无异。中国瓷器在这里不是作为盛放花果时馐的容器,而是作为供品本身来供奉于佛前,其在佛教徒看来,无疑是最圣洁、最珍贵的礼佛之物,其崇隆地位,较之穆斯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瓷器对于宗教文化的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即于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皆要举行拜瓮祭奠,以驱邪祟。在“圣瓮节”中,将“瓮”当做“神”或“圣”来礼拜,基本属于拜物教范畴。拜物教是原始社会中最早的宗教信仰之一,其特征为将某些东西当做神灵来崇拜。拜物教在古代就已产生,并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直至现在,它在某些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状态的居民群落中仍然存在。将“瓮”当做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质,相信通过对它们的祈祷、礼拜和祭献,即可获得“瓮”溢仓满即五谷丰登的嘉惠和庇佑。“圣瓮节”中的“圣瓮”,已被加里曼丹的土著民供奉为“神圣”了,较之伊斯兰教和佛教信徒对于中国瓷器的崇尚,可谓更胜一筹。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祛灾禳邪、祈福降瑞的“拜物教”多已嬗变、演绎为民俗了。

此外,肯尼亚和东非及其他沿海地区,在墓碑上镶嵌中国瓷器以为装饰,几乎无一例外。另用中国瓷器放在死者的遗体之上,或用于陪葬,这都可算作当地民俗文化中的丧葬习俗,表现了对死者灵魂的祷祝:将美好的祝愿寄予他们,让他们在另一个冥冥世界,也能享用精美而华贵的中国瓷器。享用中国瓷器以及中国瓷器给他们带来的福祉和吉祥,大抵是肯尼亚、卡拉塔甘、沙捞越以及东非一些土著居民心中的一个美好愿望,甚而是他们的 菲律宾南部,跳宗教舞蹈时,男女舞蹈者必须头顶米饭和其他供物的瓷碗,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中国瓷器——而且是进口的真正中国瓷器。这既属民俗文化活动,也属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坦桑尼亚文化部派专人看管守护 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在一些尚处于原始状态或曰蒙昧状态地区的土著居民,将中国瓷器当做“神灵”来崇拜,如“圣瓮节”等这样的民俗风习的客观存在,必然要导致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此,在世界的一些国家,如在菲律宾的民间故事中,中国瓷器被人格化、动物化了,成了这些民间文学中的主角;在一些非基督教国家流传着“会说话的陶瓷”、“会呻吟哭泣的陶瓷”——这是在“人格化”的基础上,更增加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以曲折地表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此外,在一些欧洲国家掀起广泛仿造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时,中国瓷器和丝绸上的纹饰,曾经成为一些欧洲国家建筑师藉以发挥自己想象和联想进行创作的“蓝图”。总之,美轮美奂、流光溢彩的中国瓷器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成了他们驰骋想象的理想和抒发情感的钟爱载体。中国瓷器,栩栩如生地“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诸如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的中国瓷器,是怎么以不争的事实,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化等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或曰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的。这个除却艺术文化以外的技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世界”。